徐悲鴻，宜興屺亭鎮人。6歲開始跟父親除達章讀書，9歲 就讀完了《四書》、《左傳》。這時，他的父親開始教他每天臨摹一幅吳友如的人物畫。因家境貧寒，除依靠父親賣畫、母親種桑養蠶補貼家用外，還耕種7畝田，故徐悲鴻自幼就參加農業勞動。光緒三十四年(1908)遭水災，悲鴻便跟著父親到常州、無錫等地，開始流浪江湖的賣畫生涯。1912年，其父回家養病。悲鴻便肩負起全家的生活重擔，先后擔任宜興女子師范、彭城中學、始齊女子學校的圖畫教員，步行奔波于相距15公里的宜興縣城與和橋鎮之間，常常半夜起床趕路。1914年其父病逝，他離開家鄉。在1915年夏抵達上海，尋找半工半讀的機會，由同鄉、中國公學的教授徐子明帶著去找復旦大學的校長謀職，未能如愿。后考入復旦大學法文系學習。當哈同花園附設的倉圣明智大學征求倉額畫像時，悲鴻所畫之豫一舉選中，獲得1600 元稿酬。他決心東渡日本考察繪畫藝術。1917年5月，與他熱戀的蔣碧微沖破封建包辦婚姻的束縛，與他結為夫妻同赴日本。在東京往了半年，回到上海。 　　

    1919年3月，悲鴻夫妻同赴法國，考入巴黎高等美術學校，以校長費拉孟為師，并于1920年冬，被法國最享盛名的畫家達仰收為學生，每個星期天都去達仰畫室學習。 　　

    1923年春，他的油畫《老婦》入選法國全國美展，獲得好評。

    1924年，他創作了油畫《蕭聲》、《蜜月》、《遠聞》等。

    1925年，他為籌款購買達仰的油畫《奧菲利亞》，到新加坡賣畫，為陳嘉庚等華僑領袖畫了油畫像，籌得一筆不小的款子后，回到了闊別6年的上海，田漢為他舉“消寒會”，介紹他與郭沫若等人見面。 　　

    1926年3月，他從上海抵達巴黎繼續學習。夏天，他到比利 時布魯塞爾，每天到博物院臨摹油畫。

    1927年春，他赴瑞士、意大利游覽，欣賞了文藝復興時期達·芬奇、拉斐爾等藝術大師的傳世名畫。4月，他學成回國，途經新加坡時，上岸繼續為華僑畫像，籌得了足夠在上海安家的費用。抵達上海后，他在田漢籌辦的南國藝術學院義務招任美術系主任。在教學的同時，構思并創作巨幅油畫《田橫五百士》。不久，應聘為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。

    1929年離開南國藝術學院， 遷居南京。

    1929年9 月，他受聘為北平藝術學院院長。他大膽提出了革新的主張，提倡師法造化，學習西方一些優秀技法。在用人方面主張不拘一格選用人才，敦請木匠出身已屆67歲高齡的畫家齊白石擔任教授，并親自編輯出版了齊自石的第一部畫集。由于守舊勢力的橫加阻撓，悲鴻的改革計劃難于實施，因而辭職仍回中央大學 藝術系執教。 　　

    1933年1月，應法國國立美術館之邀請，赴巴黎舉辦中國近代繪畫展覽，5月10日正式開幕，有法國教育部長、外交部長及各界著名人士3000多人參加，報刊發表評論文章200余篇，觀眾超過3萬人。又應意大利的邀請在米蘭舉辦中國近代繪畫展覽。并先后在比利時、德國柏林和法蘭克福舉辦徐悲鴻個人作品展覽。

    1934年5月1日在蘇聯紅旗歷史博物館舉辦了中國近代繪畫展覽。展覽期間，他應邀到蘇聯美術協會、美術院校等多處講演。接著，畫展又到列寧格勒(圣彼得堡)的隱居博物院舉行。 1934年8月載譽歸國。 　　

    1940年春，他應印度詩哲泰戈爾的邀請，赴印度國際大學講學。2月l7日為圣雄甘地畫了一幅速寫像，甘地在畫上簽名。他先后在圣蒂尼克坦和加爾各答舉行畫展，所得款項均捐獻祖國救濟難民。同年11月，又從印度到新加坡。1941年先后在吉隆坡、檳榔嶼、悒保3個城市舉辦救災畫展，熱愛祖國的華僑競相搶購，所得10余萬元美金全部捐獻救濟難民。 　　

    1945年2月5日，郭沫若看望悲鴻，將周恩來從延安帶來的紅棗、小米禮物捎給他，并將親手起草的《首都文化界對時局進言》給悲鴻過目，他看后立即簽了名，4月22日發表于《新華日報》。這年12月31日，徐悲鴻與蔣碧微離婚，不久，他與廖靜文結婚。 　　1948年秋，在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的大好形勢下，國民政府教育部急電北平各大專院校南遷。徐悲鴻在做好工作的基礎上，召開校務會議，以壓倒多數通過了不遷校的決議。在北平解放前夕，南京第二次派飛機降落在臨時檢修的機場，指定接去一批大專院校的校長及其家屬，雖經勸說和利誘，悲鴻始終未為所動。當北平被人民解放軍包圍，城內不時聽到炮聲隆隆。博作義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，邀請了在城的一些名流學者征詢意見，與會者在聽了博作義的開場白后，悲鴻第一個站起來要求博作義顧全大局，順應民意，免使北平人民的生命財產和文化古城遭受損失。其他與會人員接連發言支持悲鴻的意見。對博作義決心起義產生了積極作用。 　　

    1949年3月，徐悲鴻參加了以郭沫若為團長的新中國代表 團，赴巴黎(后改在布拉格)出席保衛世界和平大會。在回國途中的車廂里，為田漢、丁玲、鄭振鐸、鄧初民等人畫了素描像。 在教學工作之外，他還參加了制定國期、國徽、國歌的工作。其中國歌的投稿數以千計，但沒有一篇盡如人意。在毛澤東召開的討論會上，悲鴻提出了以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代國歌的建議。這個建議立即得到周恩來的支持，接著大家紛紛發言表示贊成，從而在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正式通過。

    1949年10月1 日，悲鴻與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站在天安門城樓上，莊嚴地聽著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宣告：“中國人民站起來了!”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閉幕后，周思來總理親自任命悲鴻為中央美術學院院長，不久，又當選為全國美術家協會主席。

    1953年9月23 日，全國文藝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，會議期間，悲鴻患腦溢血，搶救無效，于26日心臟停止了跳動。其骨灰埋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。